石壁刻“复疆”  碑铭证归途

——写在台湾光复81周年之际

文 / 曾和平 王晓波

厦门南普陀寺后山，一方石壁静立了八十一年。上面只刻着两个字：“复疆”。题字的人叫李友邦，台湾台北芦洲人，刻下这两个字的时间是1945年9月——日本刚刚投降，台湾光复在即，他正筹划着带台湾义勇队的队员渡海返乡。

李友邦在厦门南普陀寺后山留下的“复疆”石刻。曾和平 摄

八十年后的2025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以法律形式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今年，这个纪念日迎来设立一周年。

一方石刻，一项国家决定，相隔八十载，指向的是同一段不能被磨灭的历史：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从来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用牺牲与奋斗争来的结果。而这条归途上留下的印记，远不止南普陀寺后山那一方石壁。

李友邦刻下“复疆”的时候，已经为这两个字奔走了二十余年。他1906年出生于台北芦洲，少年时因袭击日本殖民当局的派出所遭通缉，内渡大陆，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喊出一句在当时听来近乎“不合时宜”却字字千钧的话：“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中国抗战的胜利。”

李友邦。（资料图）

这一信念，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主张不谋而合，也并非偶然的“暗合”。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就直言：“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收复台湾”的主张。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尼姆·韦尔斯时再次重申：“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则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入全民族抗战的行动纲领。1940年，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国民参政会上联合28人提交议案，主张宣布《马关条约》无效，“认台湾亦在应收复之列”。把台湾的回归放进抗战胜利的总体目标之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最明确不过的国家立场。

台湾义勇队的组建，正是这一立场在实践中的延伸。1939年2月，李友邦在浙江金华成立台湾义勇队，队员臂章上印着“复疆”二字，同时组建台湾少年团。这支队伍不大，到抗战结束时近四百人，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把“台湾”与“祖国”的血肉联系，变成了战场上看得见、用得上的力量。义勇队中有不少医生，在金华、衢州、兰溪和福建建阳开办“台湾医院”，救治伤病兵民；通晓日语的队员被派到部队翻译日军文件、审讯俘虏、教前线士兵用日语喊话；台湾少年团的孩子用话剧、歌咏、街头演讲宣传动员抗战军民。李友邦还创办《台湾先锋》等刊物，让更多人知道台湾半个世纪的殖民处境和台胞不曾停歇的抗争。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5年间，有五万多名台湾爱国志士回到大陆投身抗战，台湾义勇队是其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存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台胞抗日团体。

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历史图片。（资料图）

值得记住的是，这支台胞队伍从筹建之初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支持和指导。1938年，中共浙江省委派党员张一之（后改名张毕来）前往金华，协助李友邦组建义勇队，“从开始搞支援抗战的社会宣传活动着手，树起旗帜”。台湾义勇队成立后，张一之任秘书，并在队里建立党支部，还创作了队歌，特邀贺绿汀谱曲。1939年春，周恩来到金华专门召集相关同志研究台湾义勇队的情况，就其任务和活动作出明确指示；同年12月，周恩来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提到，“在江南第三战区有台湾义勇队组织担任宣传与优待俘虏的工作”。台胞的“复疆”之志与中共的“收复台湾”主张，在浙闽的抗战前线汇入了同一条河流。

战场之外，另一条战线同样关键。1942年初，台湾革命同盟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邦杰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收复台湾的五项意见，明确请求确认“台湾为中华民国领土”。1943年1月7日，台湾台北人李纯青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中国必须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直言“战后中国一定要收复这块土地”，针对的正是当时盟国圈子中冒出的“台湾国际共管”论调。同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公布，明文宣告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第8条再次确认：“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台胞在舆论场上的呐喊，与战后国际文件的白纸黑字，在同一条法理链条上合拢：台湾的归属，不是谁可以“安排”的议题，而是中国以千万军民伤亡换来的、写进国际协定的权利。

胜利到来时，“复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连串急迫的行动。1945年9月3日，台湾义勇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受李友邦委派，携带国旗先行抵台，次日在台北宾馆升起台湾光复后的第一面中国国旗。李友邦则在厦门继续筹划队员和家属的返乡事宜，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在南普陀寺后山留下了那方“复疆”石刻。10月25日上午十时，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举行，陈仪宣告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岛上张灯结彩，被殖民统治压抑了半个世纪的悲欣，在那一日倾泻而出。

归途并不全是欢庆。1945年11月7日，部分台湾义勇队队员乘“华光轮”从厦门启程赴台，次日遭遇海难，十五名队员遇难，其中包括刚刚与未婚妻在鹭江岸边道别的林维元。他们熬过了战争，却没能走完回家的最后一段海路。李友邦本人此后的人生也远非坦途，1952年在台湾白色恐怖中遇害，年仅四十六岁。那个在石壁上刻下“复疆”的人，最终没能看到这两个字所指向的完整归宿。

但历史不是由结局的顺逆来裁定的。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留下的，不只是臂章上的两个字或一方风化的石刻。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岸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把这段记忆重新安放在公共空间之中。在台北，中山堂前——正是当年受降典礼的举行地——竖立着“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1999年10月25日落成，最初未刻碑文，后经学者研议正式立碑，扼要记述两岸驱除日寇的抗战历史。在重庆，这座抗战时期收复台湾方案制定地和接收官员培训出发地，台盟中央与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0月25日共同修建了台湾光复纪念碑，碑高10.25米，碑身前后镌刻“1945·10·25”，碑后附260字铭文。两座碑，一座立在台湾受降的历史现场，一座立在大陆筹划复台的中枢之地，遥相呼应，共同指向同一个事实：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骨肉相亲、血脉相连。

位于台湾台北中山堂前的“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齐湘辉 摄

在台湾岛内，纪念光复的力量也从未退场。多年来，台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等团体坚持在台北中山堂前举办纪念活动，2025年10月25日即有约五百名台湾社会各界人士齐聚碑前，以“不忘来时路，携手向前行”相号召，展出《台湾光复历史的一刻》《接受降书》等历史图片。台湾统一联盟党、台湾劳动党等团体也在同日举办活动，百余人在秋雨中齐唱《台湾光复纪念歌》。以“纪念抗日战争、庆祝台湾光复，弘扬华夏文化、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台湾光复纪念协会，2025年1月1日在台湾成立，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已在台湾举办和在大陆及港澳地区参与了多项重要的纪念、交流活动，积极推动两岸和平统一事业。

这些来自台湾社会内部的坚持，说明光复的记忆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深植于许多台湾同胞心中的历史自觉。而在海峡西岸，纪念同样在延续。2025年5月至2026年9月间，全国及地方机构、海外机构围绕台湾光复纪念日举办发布会、座谈会、学术研讨、展览特展、音乐联欢、参访、沙龙、观影、史料捐赠、驻外座谈等10余个类别30余场大型活动。从台北的碑前歌声，到重庆的铭文，再到全国上下及海内外的各种活动，纪念的形式各异，指向的却是同一条仍在延伸的路。

八十一年过去，南普陀寺后山的“复疆”石刻依然可见。它提醒后来者：台湾的光复，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胜利，也是台湾同胞亲手参与争得的荣光。铭记这段历史，不是要停留在石壁前凭吊，而是要看清两岸同胞的命运从来紧密相连，看清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大势不可逆转。在和平统一的道路上继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让“复疆”所承载的那份对故土归复的执念，最终化为两岸中国人共同走向未来的坚实脚步——这或许才是对石壁上那两个字最郑重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