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座上的火车头，朝那个方向

——写在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暨辛亥革命115周年之际

文 / 曾和平 王青青

成都的秋，从人民公园的梧桐叶尖上开始。

我们在“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下伫立。碑高31.86米，方锥形，直直地指向天。碑座四面，刻着铁轨、火车头、信号灯、转辙器。灰砂浮雕被100多年的风雨磨得粗粝，铁轨的线条却依然硬朗。1913年，张澜、颜楷等人联名提议，川汉铁路总公司耗资1万大洋，修起了这座碑。碑身四面，四位四川书法家各用一种字体写着同一个碑名，楷、草、行、隶，字大近一米。一座碑，四种笔法，写的是同一句话：这条路，是百姓用血汗和性命铺出来的。

伫立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王青青 摄

从纪念碑往东，有一条岳府街。1904年，川汉铁路公司就在这条街上成立。“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修路的钱，是全川百姓一升一升凑出来的。农户抽租入股，贩夫走卒把铜板投进集股箱，僧人也认了股。到1911年，集股总额冠绝全国。那不是股票，是无数家庭从牙缝里省下的指望。

1911年5月，清廷一道“铁路干线国有”，把路权转手卖给四国银行团。6月17日，数千人聚在铁路公司，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破约保路”喊出来，几十天，入会者过了十万。成都人起初还是温和的。他们捧着光绪皇帝的牌位，去总督衙门请愿。可四川总督赵尔丰不打算讲道理。9月7日，他诱捕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九人，随后下令开枪。总督衙门前，当场倒下30余人。

那一夜，一个叫龙鸣剑的人从城墙上缒索而下。他是荣县人，同盟会会员。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封了城门，锁了消息。龙鸣剑跑到城南农事试验场，和曹笃、朱国琛一起，裁了几百张木片。木片上写二十一个字：“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涂上桐油，连夜投入锦江。木片顺水漂流，从锦江入岷江，从岷江入长江。沿河百姓捞起来，看了，照样刻，照样投。几天之内，血案传遍全川。人们管这叫“水电报”。在荣县军政府旧址的陈列里，至今还藏着一枚那样的木片。字迹模糊了，桐油的硬壳还在。

龙鸣剑赶回荣县，和王天杰拉起队伍。出发攻打成都那天，他拔剑立在城门口：“不杀赵尔丰，决不再入此门。”队伍走到仁寿，和清军打了几仗，不顺。龙鸣剑病倒在宜宾途中，那年34岁。临终前，他还在替王天杰谋划“求贤、筹饷、练兵、造械”，然后凭栏写了最后几句诗，含恨而逝。

龙鸣剑出征的时候，另一个人从外面赶回了荣县。

吴玉章。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黄花岗起义的参与者。他回到荣县，做的是一件更“静”的事：筹饷，办军事训练班，整补民团。前方在打，他在后方把根扎深。1911年9月25日，王天杰率民军回师荣县，知县闻风跑了。吴玉章在荣县学署衙门召集各界开会，宣布独立，自理县政，成立荣县军政府。这一天，比武昌起义早了十五天。在荣县军政府旧址那座清代三合院里，青瓦、青砖、朱漆门，简朴得近乎寡淡。可就在这座不起眼的院子里，一个县率先把清朝的旗子扯了下来。孙中山后来把“首义”的桂冠给了荣县，说“首义实先天下”。

在吴玉章故居的陈列里，能看到他晚年写下的回忆。他记荣县独立，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本该做的事。可“本该”两个字背后，是龙鸣剑死在路上，是王天杰卖了自己的家产去养民团，是无数人把命押在了一个还没有影子的“共和”上。

四川的血，没有白流。

彭家珍，金堂人。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的彭大将军专祠里，石碑南北两面写着“彭大将军家珍烈士纪念碑”。1912年1月，清廷宗社党首领良弼还在拼死反对共和。彭家珍揣着一颗炸弹，等在良弼家门口。他印了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的名片，借了一身清军官服，把自己扮成崇恭去见良弼。炸弹出手，良弼被炸断左腿，两天后死去。彭家珍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殉国，二十三岁。出发前他留了一封绝命书，塞在皮包里：“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孙中山说他“收功弹丸”，追赠陆军大将军。一颗炸弹，炸掉了宗社党最后一点硬气。半个多月后，清帝退位。

在重庆渝中区的邹容公园里，邹容烈士纪念碑立在闹市之间。那时重庆还是四川。这个巴县青年，十八岁写《革命军》，两万余字，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书印出来，翻印29版，发行过百万册。清政府慌了，制造“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后，邹容本可以走。他没有。十八岁的青年独自步行到租界监狱，自报姓名，慷慨入狱。狱中饭食粗劣，折磨致病，1905年死在提篮桥监狱，二十岁。他没能看到共和。但那本小册子从上海传到四川，从四川传遍全国，把“君权神授”那层纸烧穿了。

在内江人民公园，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掩在苍松翠柏之间。喻培伦是“炸弹大王”，在日本研制炸药，炸伤过一臂，右手废了三根手指。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前，有人劝他别去，他说：“你们四体俱全，难道还不如我这残废人吗？”起义那天，他胸前挂着一整筐炸弹，炸开总督衙门后墙，一路打到弹尽，被俘就义，二十六岁。孙中山追赠他“大将军”。一个残了手的人，背着炸弹往前冲。他知道自己很可能回不来。他还是去了。

还有谢奉琦，贡井人。在自贡贡井区的市民广场上，他的塑像和雷铁崖的塑像并排立着。宜宾城里有一条将军街，就是以他命名的。他在叙府筹划起义，事泄被捕。清吏用铁链穿他的锁骨，断他的脚筋，押着他游街。他一路走，一路向百姓讲革命。公堂上，知府问他为什么要造反，他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临刑前索笔写绝命诗：“中原多故祸燃眉，草泽人怀造国思。”二十六岁，头颅落地。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追赠他为陆军中将左将军。贡井的塑像立在他的家乡，宜宾的街名留在他死难的地方。一个人被两座城市记住，是因为他把命交给了同一个东西。

四川的烽火烧得足够烈，烈到清廷把湖北的兵调了过来。

端方带着湖北新军主力入川镇压。武昌的防务，空了。

历史机遇就此降临。宋教仁从四川风潮看到革命曙光，加紧布局长江起义；让一度消沉的黄兴重新振作，定下以武昌为起义中枢的方略。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响起了枪声。后来，孙中山反复说一句话：“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

四川的贡献，远不只在把清军“调走”。在雅安，罗子舟带着汉、彝、羌各族的同志军，在大相岭堵住了从川边回援成都的清军，先后牺牲两千余人。在重庆，张培爵、杨沧白在1911年11月22日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从成都到荣县，从雅安到重庆，巴蜀大地像一张被点燃的网，每一条线都在烧……

在人民公园，有一条笔直的银杏道，一头连着“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另一头连着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两头相距不过百米。从纪念碑下沿着银杏道走到另一头，跨过脚下的仿真铁轨走进陈列馆，展柜里摆着《川汉铁路公司账簿》《保路同志会宣言》的原件。那些发黄的纸页上，是无数个认股人的名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活到通车的那一天。他们也没有活到“共和”的那一天。但他们把钱投进去了，把命投进去了……

115年，一个多世纪，人民公园里的西北角那座丰碑，还是那样站着，站在金黄的秋里。朱德很多年后写过一首《辛亥革命杂咏》：“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

辛亥革命虽未能完成救国夙愿，却唤醒了蜀地青年。一批经历革命洗礼的四川学子，继而奔赴留法勤工俭学，赵世炎、陈毅、邓希贤、聂荣臻等人，从辛亥革命的台阶继续求索，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救国真理。

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华夏，终使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轰然崩塌……

“引起中华革命先”。这个“先”，四川担得起。不是哪一个人担的。是锦江里漂木片的龙鸣剑担的，是荣县学署衙门里宣布独立的吴玉章担的，是彭家珍皮包里那张绝命书担的，是喻培伦胸前那筐炸弹担的，是谢奉琦拖着断脚走过的长街担的，是大相岭上两千多个没有留下名字的汉彝羌子弟担的，是一批批前赴后继的革命志士担的……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看到“共和”的样子。但他们把路铺到了那里。碑座上的火车头浮雕，朝一个方向。一百一十五年了，它还在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