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瑞刚
我的叔叔名叫叶忠甲，今年八十一岁，现居昆明。
叔叔年轻时，为部队、为国家履职尽责，辛勤工作；退休后，为子女、为家庭含辛茹苦，无怨无悔。勤劳的双手，前进的脚步，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 01 —
1945年5月15日，叔叔出生在云南省宣威县西泽公社新店大队叶家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爷爷奶奶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但忠厚诚实，待人谦逊。那时，家里没有房屋，没有土地，没有山林，以帮工为生，生活在饥寒交迫的旧社会。
九十年代的宣威新店叶家村
黑暗过后，黎明到来。解放后，共产党的光辉照亮了神州大地，也照亮了乌蒙山区腹地的叶家村，温暖了爷爷奶奶的心。爷爷奶奶分得了地主家的半间瓦房和两块菜地。虽然住房面积只有二十来平方米，举手就能摸到楼板，还没有现在别墅的一个储藏间大，但总算有了一个安栖之地。
宣威新店叶家村（摄于2019年9月）
爷爷奶奶育有二子，父亲居大，叔叔小父亲五岁。爷爷和老祖都没有读过书，不识半个字，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因为家里穷，父亲没有跨进过学校的大门，年满十八岁报名参军，由于没有文化，未能如愿，父亲为此而遗憾终生。
叔叔在老家五十年代住的房子前留影（摄于2020年4月）
爷爷奶奶把学习文化改变人生道路的希望寄托在叔叔身上。1953年9月，年满8岁的叔叔，挎着一个用竹篾编成的篓篓书包，走进了新店初级小学。解放初期，运动不断，叔叔小小年纪就参加了生产劳动，大跃进中，全国大炼钢铁，叔叔放下书包，背着背篓上山背矿石、背栗碳……小学四年的课程，五年才完成。1958年9月，叔叔背着一床用稻草编织的草席和一床用羊草编织的羊草席，与家住厂尾坝名叫陈加升的舅侄，一起走进距家四公里的务德高级小学。舅甥俩同睡一张床，冰冷的地上铺着稻草席，身上盖着羊草席，用麻布衣服当枕头，共用一口锅，一日两餐，餐餐都是洋芋。艰苦的环境，窘迫的生活，挡不住叔叔学习知识的步伐，叔叔心无旁骛，专心读书。
叔叔回叶家村与族人交谈（摄于2020年4月）
— 02 —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0年9月，叔叔考取宣威县第五中学，全班45人，考取初中的只有八九人。叔叔与邻村的尹广元同学一起，长途跋涉30公里、走进位于西泽的宣威县第五中学。可是，谁也想不到，正当叔叔如饥似渴汲取知识时，噩耗传来，爷爷因病去逝。叔叔悲痛欲绝，仿佛天塌了下来。叔叔请了假，跟着村里传信的亲属走了四五个小时的山路，踉踉跄跄跑进家门，看到屋里四围黑黢黢的，堂屋正中潮湿的泥巴地上，两根长条凳子上放着木板，爷爷的遗体用旧布裹着，躺在冰冷的木板上。奶奶坐在旁边哭诉着……
听父亲讲，爷爷预感到自己不行了，叫他把平时最信得过的侄媳李珍兰请到床前，爷爷拉着她的手说：“珍兰啊，我怕是要走了，你小婶整天病恹恹的，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忠成、忠甲两个娃娃，我把他们哥俩托付给您了……”这位我们尊称大妈的李珍兰，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能说会道，乐于助人，在村里村外威望很高，哪家发生矛盾和邻里纠纷，只要请她出面调解，再难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大妈的张罗下，族人都来帮忙。有的送块腊肉来，有的装几个鸡蛋来，有的把准备做家具的木板扛来，现做了一口白棺材，用草灰涂黑，才把爷爷的遗体安葬入土。
办完丧事，家里不仅欠了族人的人情，还背上了一屁股的债。一位长辈对叔叔说：“忠甲呀，你家里的情况不用多说了，你已读了一年初中，脑子里的知识，在农村用不完了，要不你就回来同你哥哥一起做活计？”
是辍学回家做活计，还是继续读书？正当叔叔踌躇不定时，父亲对叔叔说：“忠甲，你如果想读书，我就供你，哪怕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你完成学业，你读到哪里，我就供你到哪里。钱可以慢慢挣，债可以慢慢还，但读书，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没有文化，就不会有出息，我们家就不会有希望。”
叔叔放下思想包袱，轻装返回学校。1962年，因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加之中苏关系恶化，国家经济困难，调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各地相应调整办学规模，宣威撤销五中，学生并入宣威县第一中学。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同学都放弃了到宣威一中继续完成学业，中途辍学回家修地球。
叔叔同邻村的尹广元同学，克服家庭困难，路途遥远，在这条60公里的崎岖山路上走了一年。走一次要10多个小时。返校时，从家里背着洋芋和咸菜，负重前行，走走歇歇，天黑还走不到。实在走不动了，就乞求路边的人家，在火塘边板凳上打个盹，喝几口凉水，鸡叫了，又继续走。到了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响了。
1963年7月，叔叔初中毕业。在当时，叔叔的初中文化在叶家村是最高的，堪称村里的“秀才”。
父亲供叔叔读了两年初中。两年时间，在人生的长河中，可以说是几滴溪水，微不足道。但叔叔把这几滴溪水，化作一股清澈纯正的泉水，缓缓流进我们家，温暖了全家人。这股泉水，流了六十多年，从未干涸过。
— 03 —
1963年12月，叔叔参军入伍，分到昆明军区第三局，实现了走出大山的第一次转折。
接到入伍通知书，叔叔心花怒放，奶奶和父亲的脸上流露出极其愉悦的表情。父亲坚持送叔叔报到，那天，哥俩黎明离家，翻山越岭，天黑到达县武装部。第二天，叔叔穿上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代表全体新兵向武装部宣读感谢信。那时，宣威还未通火车，要先坐卡车到沾益，换乘闷罐车到昆明。出发前，父亲拉着叔叔的手说：“忠甲，到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为国争光，为家争气。”
叔叔把父亲的话牢记在脑海里，落实到行动上。在三个月新兵训练中，由于射击成绩优秀，被选拔参加全军军事体育运动会。运动会结束，分到警卫连二排六班。
叔叔积极学习，刻苦训练，尊敬领导，团结同志，执行军队条令条例，遵守部队规章制度。1964年8月，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65年11月27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调到警卫连三排九班，担任副班长。
1967年5月，叔叔第二次参加全军军事体育运动会，被评为“优秀射手”。同年7月，叔叔被调到管理处队训科担任军械仓库保管员。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军械仓库保管员，就是管枪、管弹药，责任重大，选拔严格。既要求思想纯洁，政治过硬，又要求有文化，原则性强。叔叔在这个责任重大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工作了两年。
辛勤的汗水，结出了硕果。1969年7月，叔叔由士兵提拔为干部。被任命为管理处财务科出纳，军服由两个兜变成四个兜，实现了由士兵到干部的第二次转折。
叔叔在部队管理处财务科工作了九年，当过出纳，任过财务助理员，为部队管好钱、把好关、记好账，没有出现一分一厘差错，多次被部队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五好战士”。
— 04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崇敬军人。叔叔一人参军，不仅全家光荣，仿佛整个家族甚至全村都沾了光。最明显的就是过春节，每到腊月二十五、六，生产队都要安排民兵，赶着牛车到山上拉柴禾送到家；学校组织学生，背着箩筐到山上撕松毛送到家。大年三十这天，天黑后，大队领导组织民兵和群众，敲锣打鼓，提着两个大红灯笼来家拜年。父亲提前切好金黄色的毛烟，炕好茶，招待宾客坐在火塘边，喝茶、吸烟、聊天。喝完绿茶，又喝红茶，水烟筒换了一次又一次水，火塘里的碳火越烧越旺，把宾客的脸映得红彤彤的，仿佛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胭脂……总有款不完的事，拉不完的家常，鸡叫了，客人才依依不舍离去。
叔叔与父亲合影（摄于1967年）
老家有个习俗：过年要铺青松毛，全家席地坐在青松毛上吃年饭。宣威位于滇东北乌蒙山区腹地，冬天冰天雪地，气候寒冷。而青松，冬耐严寒，夏抗酷暑，常年挺立。铺青松毛过年，表示驱邪纳福、辞旧迎新的意思。春节前，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要背着箩筐到山上撕松毛。劳动力多的人家，一天就撕够，少的要撕几天。除夕那晚，把青松毛撒在堂屋正中，犹如一个绿色的大圆桌，按长幼次序摆放餐具，一家人围坐在青松毛上吃年饭。开席前，母亲舀两碗饭，放两双筷子在主座两侧青松毛上，父亲用筷子每样菜拈点在碗里，表示在外工作的叔叔婶婶与家人一起过年。父亲动筷后，我们才开始动筷。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每餐都撒点新鲜松毛。堂屋的松毛越积越厚，过了小年，堆在墙脚的一堆青松毛还没铺完，连同铺过的松毛一起清扫移到猪圈。虽然家里劳动力少，但每年青松毛都用不完，因为叔叔当兵，家里年年享受着“军属光荣”的特殊待遇。
— 05 —
叔叔是叶家村第二个军人，是村里第一个穿上四个兜的军队干部，当了干部就意味着端上了国家的“金饭碗”。受叔叔影响，大妈的大儿子我们叫瑞泽大哥，1965年参了军，也穿上了四个兜的军装。1974年，叔叔所在部队来宣威接兵，叔叔想到老家有个侄儿，名叫叶瑞苍，达到当兵条件，嘱咐接兵干部重点考虑一下。接兵干部到达宣威后，与县人武部协调，把接兵地点调整到老家西泽公社。接兵干部坐班车到西泽，步行30公里，专程来到叶家村。至今五十多年了，我还有一点印象，那名接兵干部姓何，中等身材，皮肤白净，身体挺拔，四川口音。他见到大妈的三儿子叶瑞苍，身体强壮，五官端正，性格开朗，而且还是初中生。简单交谈后，接兵干部认为，瑞苍三哥思想纯洁，符合条件，心里暗自决定：必须把他接到部队。然而，大妈死活不同意，因为大儿子已送到部队，小儿子在读小学，老三不可以再走，要把他留在家里挣工分。由于大妈的工作做不通，最终三哥未能穿上军装。多年后，叔叔回老家，聊到此事，心里还满是遗憾。如果当年大妈同意，瑞苍三哥到部队后，十有八九会穿上四个兜的军装。但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如果，只有现实。
前排左起：叔叔、父亲（已故）。后排左起：叶瑞泽（已故）、叶瑞苍（已故）、叶瑞良（摄于2000年2月）
父亲虽然没有实现参军的愿望，但也穿上了叔叔给的“的确良”军服。那时候，部队换装交旧领新时，叔叔按照当时的规定交了几块钱，把留下来还有五成新的“的确良”旧军服拿给了父亲。父亲如获至宝，平时根本舍不得穿，只有在赶集、进城、走亲戚时，才“着军装”出行，一“着”就是多年。
左起：婶婶、叔叔、父亲（已故）、母亲（摄于2016年4月）
我是家里长子，读初中时，叔叔还在部队，也穿过叔叔给的“的确良”军装，挎过叔叔给的绿色挎包。叔叔在部队的工作是坐办公室，穿的军装到了更换年限，还有五成以上新，换装时按规定交几块钱，把旧军装寄给家里。我两年高中，每月七块钱的生活费，都是叔叔按时邮寄来的。我们家姊妹五个，我得到叔叔的实惠最多。有一年，我从西藏回云南休假，一位在省政府某厅当处长的高中同学请我在昆明雄业大酒店吃饭，叔叔一同参加。他知道叔叔后，端着酒杯对我说：“这就是读高中时每月给你寄生活费的叔叔？当年看你穿“的确良”军服，我们羡慕得不得了，你小子要好好感恩。”
— 06 —
改革开放前，书信，是乌蒙山区老家传递信息的唯一途径。那时，务德还未设镇。我们所在大队隶属于西泽公社，信件由邮递员从30公里外的西泽邮政所送到大队，再由大队送到收信人家里，每周送一次。我们家是到大队的必经之路，邮递员每次路过，都要进家歇歇脚，喝口水，家里仿佛成了邮递员的“驿站”。
父亲在澄江叔叔家与叔叔合影（摄于1983年）
父亲每周都盼望着邮递员的到来，因为邮递员来，就会带来叔叔的佳音。有时在田间地头干活，看见山坡上戴着大檐帽、穿着绿色邮递服，骑着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都要放下手中的活计，回家炕好茶等着。当邮递员从绿色邮政包里拿出信来，父亲急不可待地接过，小心翼翼把信装进衣服兜里，待邮递员走后，匆忙走到大妈家，请有文化的瑞苍三哥念信。信件属于隐私，父亲要请最信任的人念。在我的记忆中，三哥几乎承包了家里念信和写回信的任务。我读初中后，遇到放假回家，则由我代理。我后来当兵写的家信，大多也是由三哥念信和写回信。三哥外出，则请当时担任村支书的夏绍田和几位有文化的邻居念信和写回信。
叔叔与堂哥叶忠联（今年95岁）合影（摄于2020年4月）
正常情况，叔叔每月给父亲写一封信，有事说事，无事向父亲汇报工作学习情况。叔叔每封信都要询问我们姊妹几个的学习情况，嘱咐父亲：眼光要看远一点，不要因为农活和家务影响孩子们的学习，教育我们惟有努力读书，才能走出大山，将来为国家建设做贡献，为家里增光添彩。父亲的回信，大多是说奶奶的身体状况，庄稼收成，牲畜长势和村里的趣事等。有一年，家里养的水牛因病死亡。当时，牛是家里主要生产工具，相当于一个劳动力。叔叔收信后，不久，父亲就收到叔叔汇来的一张两百元汇款单。
八十年代初，父亲担任村长，几乎每封信都要说村里的发展建设情况，在报喜的同时，对拿不准的事情、对新政策的疑问，向叔叔请教。叔叔回信一一给予解答。
九十年代末，叔叔多次写信给父亲说，你年纪大了，又没有文化，已经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不要当村长了，把位置让给有文化的年轻人，把家管理好就可以了。父亲到村委员会请辞，可村支书说：“你虽然没有文化，但原则性强，公道正派，仗义执言，在村里威望最高，群众要你继续干，我们也没有办法。”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父亲才卸下村长的“官帽”。
家信，在我们家持续了四十多年。后来，老家安装了电话，叔叔与父亲基本上每周通话一次，大多是叔叔打来的，当时电话费是呼叫方付费。为了让父亲节省话费，叔叔叫父亲拨通电话，响一声挂断，叔叔再回拨来。
— 07 —
叔叔在部队期间，支持家里盖了两次房子。
第一次是1964年，叔叔当兵的第二年，他从每月七块钱的津贴里，节省八九个月，积攒二十块钱寄给父亲，父亲跟其他四家人商量，在村子南面四五百米的朱家沟竖起了五间木房子，由于“四清运动”，停止建房，六帖木柱子孤零零地站在地面，经受不住暴风雨的袭击，被大风刮倒。一起盖房的三家人都得到了大队的经济补偿。父亲当时是副队长兼民兵排长，属于“四清运动”的重点清查对象，不仅得不到半分钱的补偿，而且还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改革开放后，在拨乱反正期间，叔叔把盖房子经过，写成文字材料，向有关部门反映，终于得到纠正。
1974年老家盖的房子（摄于2021年11月）
第二次是1974年，叔叔寄回两百块钱，父亲在靠近公路的大田弯弯申请了一块宅基地，盖了两间土坯瓦房。那时，我在读小学，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伸手不见五指，四五个人高举火把（故乡有个风俗，起房盖屋要在天不亮时开始），在木匠师傅指挥下，几十名壮汉撑起洋叉，竖起了两间房屋的三帖柱子。建房期间，叔叔不间断地给家里寄钱寄物。房子盖好后，父亲对叔叔说，这两间房子，我坐北面的这间，南面的那间给你。叔叔在外工作，几年回家一次，在家住不了几天，完全是我们家使用。虽然没有字据，没有产权证，但我们一直都信守父亲的诺言。
1974年老家盖的房子（摄于2018年11月）
二十一世纪，故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在绿树掩映的叶家村，“别墅”林立，装修漂亮。上百户人家的村子，惟有包括我们家在内的四五户人家还住在土坯瓦房里，我们几家的瓦房，成了村里的“文物”。我在部队时，父亲想盖水泥房。多次对我说，村里人都在讲，你们家既有军官，又有干部，咋还不盖新房？我一笑而过。
2022年老家盖的水泥房（摄于2023年5月）
2009年，我退役后，从退役金中拿出一部分钱，与种三七的朋友入股，按当时的价格，想着三年后连本带利，足够盖老家的水泥房。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三七断崖式跌价，投资血本无归，盖水泥房的计划落空。父亲带着心里的不甘，于2016年5月，撒手人寰。2022年，我与妻子商量，把十多年的积蓄，投资老家盖水泥房。拆旧房盖新房，涉及到叔叔，因为老房子有一间是叔叔的。我们村里有几户人家，因为盖房发生地皮纠纷，弟兄间手足反目，闹到法院，恩断义绝。我们专程去叔叔家征求意见，叔叔婶婶非常高兴，没有设置任何障碍，完全支持和赞同。水泥房盖好后，我们专门给叔叔婶婶装修了一间卧室。水泥房由我们出资建，弟兄大家住。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 08 —
1976年3月，军队裁军40万。部队宣布叔叔退出现役。然而，由于当年国家3位领导人逝世，转业工作停止。叔叔继续在部队服役了两年。1978年7月，叔叔脱下穿了15年的军装，转业到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第七五Ｏ试验场，开始了由部队到地方的第三次转折。
从单位名称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军工单位，也是一个科研单位，主要负责海军武器装备试验任务。改革开放初期，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人才匮乏，但在七五Ｏ试验场，人才聚集，大学生随处可见，研究员、研究生、工程师每个办公室都有。叔叔的初中文化，60年代初期，在乌蒙山区叶家村是“秀才”，但到了90年代，在七五Ｏ试验场相当于一个“文盲”了。
转业前夕，叔叔也考虑过回宣威老家安置。了解得知，宣威人口众多，行政事业单位有限，工作岗位竞争激烈，加之家里没有“靠山”，自己又离乡多年，拖儿带女回去，要想进一个称心单位，堪比登天。加上婶婶是澄江人，所以，放弃了回原籍安置的想法。在组织的关心下，就地安置到七五Ｏ试验场工作。
叔叔被安排在财务科工作，后来单位升格，升为财务处，继续从事管钱理财工作。虽然工作性质一样，但业务范围却有天壤之别。部队财务工作，业务量小，工作相对简单。而军工科研单位，资金流动量大，项目多，分类细致，业务要求较高。叔叔把部队财务工作的经验带到单位，积极向领导献计献策，规范财务管理制度，改变了单位财务管理混乱的状况，提高了经费使用效率。叔叔勤于学习，不耻下问，自学考取了助理会计师。不论是担任出纳，还是会计工作，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坚持原则，廉洁自律，培养出4名出纳新手，得到七五Ｏ试验场领导的赞扬和财务处同事的好评。
— 09 —
古话说：树大分丫，人大分家。叔叔和父亲这两棵青松，历经几十年生长，不仅没有分丫，而且还心连心，手拉手，直冲蓝天。
叔叔婶婶育有一子一女，随着孩子的长大，开销渐渐增多，经济上大不如从前宽裕，有时，每月工资不够用，还得向同事借钱，每月只借10元。即便如此，对老家的经济支持没有停止，与父亲的关系好如当初。家信，每月一封，老家遇到困难，毫不犹豫汇款寄物。叔叔说：“父亲死得早，母亲又懦弱，我能有今天，全托哥嫂的福。”叔叔与父亲的关系，早已超越弟兄关系，比有的父子关系还要好，在村里乃至整个大队有口皆碑。
叔叔婶婶全家合影
老家居住山区，祖祖辈辈没有见过大江大河。叔叔写信邀请家人到澄江玩，父亲去得最多，几乎每年去一次。我读初中时，叔叔还在部队，那年，叔叔结婚，父亲带着我和几位亲戚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叔叔转业后，我又去过几次。我们全家和几位亲戚，都去过叔叔家，去之前，叔叔都要汇来车费，计算好时间，坐单位内部跑昆明的货车或客车来昆明火车站接。到了澄江，叔叔带我们看湖水，看油菜花，协调船队，带我们登上舰船，到湖中游玩。抚仙湖是我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看着清澈如玉、碧波荡漾的湖水，我们心旷神怡。返回时，叔叔婶婶还要买点藕粉和抚仙湖生长的抗浪鱼等特产，给我们带回家。买好火车票，送我们上火车后才返回。
— 10 —
婶婶名叫赵文凤，出身书香家庭，通海卫校毕业，分配在澄江县人民医院阳宗公社卫生院工作。叔叔转业，婶婶随军安置在七五Ｏ试验场职工医院。婶婶虽然是城里人，但一点也不嫌弃农村人。七十年代中期，去过老家几次。那时老家不通电，不通车，要先坐火车到宣威，再坐班车到西泽，还要翻山越岭走30公里的崎岖山路才到家。每次回家，好比现在领导人出国访问。叔叔提前两个多月写信告诉父亲，预计出发和到达时间，父亲走路到西泽接。如果计划有变，发电报通知父亲。待重新确定时间后，再发电报给父亲。从西泽走路到家，已是深更半夜了。后来，父亲请村里一位养马的亲戚，赶着马车到西泽接，可以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家。
叔叔与婶婶全家合影
在老家，白天，到处青山绿水，叔叔带着婶婶爬上村子后面的山，闻松涛的香味，听松涛的风声；走到田间地头，摘新鲜玉米，看洋芋和烟叶花，尽情享受乡村的自然美。但到了晚上，度夜如年。太阳西坠，屋里屋外，到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见家里橱柜上，一盏煤油灯无精打采地亮着，男人们围坐在火塘边，喝茶，吸烟，聊天。水烟筒“咕嘟咕嘟”的响声在低呤，烟雾袅袅升起，呛得陪座的婶婶想吐。那时，男尊女卑的旧俗尚存，其表现就是女主人不上桌吃饭，在桌边侍候男人们吃饱喝足后，才吃残羹剩饭。婶婶是女子，晚上客人来家，如果提前睡觉，客人会认为看不起农村人。婶婶虽然困倦，也得舍命陪君子。凌晨二三点钟，送走客人，好不容易入睡，楼板上又响起了老鼠的奔跑声和为争食而发出的打闹声。老家的土坯瓦房，冬暖夏凉，但无法解决老鼠进家的难题。婶婶尽管心中有怨，但表面上和颜悦色，一觉醒来，气也就自然消了。叔叔给老家汇款寄物，婶婶从无怨言。
— 11 —
1989年6月，七五Ｏ试验场部分工作区、生活区搬迁到昆明市盘龙区交三桥，叔叔一家自然成了昆明人。
1991年7月，叔叔调到审计处任副处长主持内审工作，开始了由普通职工到领导的第四次转折。
叔叔上台领奖（摄于1996年3月）
叔叔离开了从事23年的财务工作。面对新的工作环境和要求，叔叔迎难而上，钻研业务，考取了审计师。团结带领全处职工，学政策学法规，认真履职尽责，为试验场党委和领导把好经费开支关口，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审计处年年被国防科工委和船舶总公司评为“内审工作先进单位”，叔叔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内审先进个人”。
九十年代初，地方开始发展房地产行业。一位与叔叔同在一个部队，后来转业到地方的同乡战友，不知从哪里得到叔叔升职的消息，找上门说：“我得到可靠消息，有几个地方马上要开发，我手中无资金，你在单位当过出纳，现在又是处长，挪点资金出来，买点土地和房屋，卖给开发商，保证赚钱，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叔叔说：我一个农村放牛娃，当兵提了干，现在省城工作，受党教育多年，违反党纪国法、损公肥私的事情坚决不做。那个同乡战友不甘心，三番五次上门纠缠，但每次都吃了闭门羹，灰溜溜的走了……
叔叔说：人的一生，两个重点必须把握住：第一，经济上不能有污点，有了污点，哪个单位都不会用，甚至丢掉“饭碗”。第二，作风上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不仅自己脸面无颜，别人看瞧不起，还会影响到子女的三观和前途。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还要求家人和后辈也必须这么做。
七五Ｏ试验场党委规定：提升处级领导，必须是大学文凭。而叔叔只有初中文凭，叔叔多次向领导请辞，领导说：“你除了文凭不够外，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管理经验、廉洁表率等方面，远远超过岗位要求，有你在审计处负责，我们党委和领导放心。”
2005年5月，七五Ｏ试验场党委下发红头文件：叔叔光荣退休，享受正处级待遇。开始了安度晚年的第五次转折。
叔叔在财务、审计部门工作了36年，经过他手的经费数百亿元，每笔开支都把关得清清楚楚，审核得严严格格，对得起部队和地方单位党委领导，问心无愧。无论工作时，还是退休后，从来没有出现过因经济收支不清、开支不合理或报销手续不全而扯皮的事，更没有出现过事后传唤或登门查证的事，人走财清，坦坦荡荡，领导和职工都褒奖他。真正做到了“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本文作者与叔叔合影（摄于2021年8月）
2021年7月，在建党百年之际，叔叔获得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荣誉纪念章。
— 12 —
父亲走后，叔叔一如既往关爱着家里。我和二弟在外工作，老家只有小弟居住。
小弟先天残疾。虽然享受着国家“每月低保、语言二级残疾补贴”的政策，但要供两个孩子完成学业，还是无能为力。
上行下效。单位如此，家庭也一样。叔叔对家里的关爱，犹如一股温暖的泉水，流进了我们的心田。我与妻子商量，决定供小弟两个孩子读书。从读高中开始，每月供给生活费。如今，小弟的女儿已大学毕业，现在务德镇政府工作，儿子在读高中。
我们姊妹和亲戚，哪家有个大事小事，叔叔都要到场贺喜，实在脱不开身，也要带来礼金。每次来，都要拿钱给母亲和小弟。近几年，由于婶婶生病，叔叔回不了老家。但每年清明节和十月朝，都要寄钱给小弟，嘱咐小弟买点祭品，到爷爷奶奶和父亲坟上代其祭祀。
叔叔与堂弟叶忠元合影（摄于2020年4月）
小弟媳妇虽然不识字，但会养猪、养鸡。每年都要养几头膘肥体壮的肥猪。每年到腊月洗猪（故乡宰猪的别称）的时候，都要打电话给叔叔和在外工作的姊妹回家吃洗猪饭，因为工作忙、路程远，一般都回不去。洗猪后，他们都要留点瘦肉、排骨，加工几坨火腿，积攒点鸡蛋，请顺风车带给叔叔婶婶。在外工作的姊妹按各人所需，腌制成腊肉和火腿，回家时拿。肉款，我们按略高于市场价格付给小弟。一来可以补贴他们经济，二来激发他们养猪积极性。
在叔叔的耳濡目染下，我们姊妹几家，不论是兄弟姐妹之间，还是孩子之间，都是你尊我让，互帮互助，和谐相处。
— 13 —
叔叔功成名就，儿孙满堂，家庭幸福。退休后，完全有条件享受“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天伦之乐生活。然而，叔叔婶婶退休后，比上班还要忙。
本文作者与奶奶合影（摄于1968年）
叔叔说：我一个从乌蒙山区走出来的贫苦孩子，在部队提了干，端上了国家的“金饭碗”，是没有想到的。更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成为昆明市一员，在城中心居然有一套单元房，此生足也。但遗憾的是没有让母亲享过一天福，开始是忙于部队工作，没有条件，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有条件了，但母亲早已走了，没有尽到赡养的责任，作为儿子，这是我终生的憾事。叔叔为此经常内疚而暗自落泪。
我猜想，叔叔也许是把对母亲的遗憾转化为对子女和亲人的大爱，寻得心灵的慰藉。
叔叔婶婶与儿子一家合影
叔叔的儿女学业有成，都是国家的有用之人。女儿叶红居长，昆明市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在昆明市古幢小学当老师。儿子叶瑞海，大学毕业后，考取昆明市审计局公务员岗位，接过父亲审计工作的“接力棒”，担任处长职务。女婿在昆明市官渡区曙光小学担任校长，儿媳在云大医院收费室工作，对这样一个家庭，一切赞誉之词都不过分。
叔叔婶婶与女儿一家合影
叔叔退休前，利用住房公积金，向亲戚东拼西凑，在云山小区买了一套面积相对大的商品房，安度晚年。退休后，看到住房贷款利息不断上调，为给子女减轻经济负担，卖掉位于城中心地段的单位房改房，又在距云山小区不远的人与自然小区，为儿女各买了一套房。选在三楼，一个单元两隔壁，缴了首付款，剩下的由儿女各自承担每月还贷款。
叔叔婶婶与女儿女婿到香港旅游（摄于2010年7月）
叔叔婶婶每天黎明起床，吃完早餐，送孙子进幼儿园，下午接回家。孙子升中学后，接着送孙女。从幼儿园回来，叔叔骑着三轮车载着婶婶到菜市场买菜，返家后，又忙着煮饭、捡菜，一大家子十多口人吃饭，均是由婶婶烹饪。吃完晚饭，收洗完毕，做好卫生，才骑着三轮车，披星戴月回家，洗漱完毕，已经十点多钟了。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上班的时候，生病可以请假休息。退休后，即便生了病，只要手脚能动，就不能停下，因为一大家子这么多张嘴等着婶婶的烹饪下肚。叔叔婶婶就像家中生活保障的两台机器，不停地运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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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得不到保养维护，就会发生故障。人亦如此。婶婶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忙碌，身体逐渐垮了，枯瘦如柴，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开始是经常腹泻，到处寻医问药，收效甚微。后又慢慢出现腹胀、下肢浮肿、骨质疏松、全身乏力等症状。到医院检查，诊断为“自身免疫性肝硬化失代偿期导致肝腹水”，血液等各项指标低得惊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住进医院，抽腹水，输人血白蛋白等进行保守治疗。住一次院，可以维持半个月左右。
叔叔婶婶在文山合影（摄于2014年11月）
婶婶卸下“厨师”工作，叔叔不得不走上灶台。乌蒙山区老家有个习俗，即男主外，女主内，做饭洗衣均是女子的事，男子基本上不会做饭。父亲一辈子没有做过饭，叔叔也是如此。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现学烹饪，说起来有点酸楚，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其他人可以不管，但自己和病人要吃啊！
叔叔婶婶在文山与我们全家合影（摄于2014年11月）
通过三年多的治疗，婶婶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去年下半年，生活不能自理，站不起来，走不了路。夜间一个多小时要起一次夜，叔叔刚睡着，又要起来扶婶婶到卫生间，还要帮她按摩手脚，增加血液循环，防止血栓形成。用热毛巾给她擦身。叔叔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腰椎间盘突出等旧病复发，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婶婶住院的频率不断加快，从去年9月至今年10月，婶婶住院23次。自身免疫性肝病，目前属于不治之症。儿女既要工作，又要照管小孩，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请了护工，叔叔也是早出晚归，还要帮助协调处理诸多护工无法完成的事。早上坐地铁转公交到医院，晚上回家，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医保规定每次在一所医院住院时间和医疗费用都有限度，有时，住院时间和费用到限，而婶婶白蛋白指标仍然偏低，不得不转到另一家医院，待各项指标基本正常，回家四五天，腹水又涨了，还得自费购买人血白蛋白进行补充。还未达到医保规定时限，又得住进医院急诊室，自费过度几天后，符合医保规定，再转入普通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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婶婶开始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25年2月住进联勤保障部队920医院后，婶婶就不想住其他医院了。因为920医院条件和服务相对好些，大妹的儿子、儿媳在920医院工作。每次住院前，侄媳提前联系好床位，婶婶先住进病房，再办理住院手续，减少了诸多麻烦，床位基本上都能满足婶婶的要求。大妹在医院帮儿子家带娃娃，送孙子到学校后，都会到病房看望婶婶，陪婶婶聊天，帮婶婶按摩。婶婶想吃老家味道，大妹回家烹饪。有时，护工不在，大妹就承担起照顾婶婶的任务，让叔叔去做腰椎间盘突出理疗或办其他事情。
一个耄耋老人，每天在家、公交、医院三点一线上奔跑着，周而复始，无怨无悔，一次次把婶婶从死神的桎梏中拽回人间，令人敬佩。今年七月，婶婶病情加重，婶婶的妹妹来昆明看婶婶，对叔叔说：“看到姐姐痛苦的样子，我们束手无策，只有心酸和难过，这种病，要治愈是不可能的事，您已经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得非常好了，就让姐姐顺其自然吧！”可叔叔说：“只要你姐姐还有一线希望，我绝对不会放弃，让她在人间多享受亲人的温暖。”
叔叔心里清楚，如果停止补钾和输白蛋白，婶婶的心脏随时可能停止跳动。但不能那样做，因为钱可以挣，而且每月都有退休金，还可以借，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没了，永远不能复活。
叔叔传承、播种的“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的“种籽”，历经六十多年的日晒雨淋，雪虐风饕，如今在我们家已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叶瑞刚，云南宣威人，1981年11月入伍，在部队服役28年。参加过云南边境对越防御作战和西藏维稳执勤，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出版个人作品集《足迹》。现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