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天使”黄屏兰

■ 袁国祥

2006 年夏，我到长沙看望几位原南疆军区老战友时，也见到了原十二医院模范护士、两次上雪山边防参战立功，并出席过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黄屏兰同志。

我原来是南疆军区政治部青年处副处长，后任秘书处处长，对这位非同一般的女同志、共青团的先进人物、医院青年干事，自然比较熟悉。我打听到她的住址和电话后，便去她家拜访了一次，顺便送了我写的两本书。她见到了我自然很高兴，像离开了娘家的儿女，倾吐了她转业返乡后的经历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十二岁当兵到新疆

黄屏兰，湖南彬州人，父母早逝，随哥哥生活。1952年，新疆军区又派人到湖南召收女兵，报名的女青年十分踊跃。黄屏兰也想参军，但因年纪小、个头矮，人家不要。她就去找在孤儿院工作的姑妈，因她已送了几个女孩子当了兵，和接兵干部比较熟悉。当姑妈带小黄去见接兵营长时，说了这孩子也是孤儿，很可怜等话，但营长仍摇头不要，说：“她这么小，走到路上哭了不好办！”黄屏兰便从姑母身后钻出来说：“我不会哭！”营长笑了，随手写了个“这孩子保证不哭”的纸条，开玩笑地塞到小黄手中。姑母带她去报名，女生们很拥挤。姑母把那纸条交给报名的女同志，她以为领导同意了，也没打开看便扔入字纸篓，随手发了一张表格让她填。接着检查身体，医生说啥也不相信她已 16岁，经姑母解释央求，才过了体检关。就这样黄屏兰虚报年龄，蒙混过关，十二岁便当了解放军。当姑妈、哥嫂送她上火车，小黄高兴地哭了。从此，她可以独立生活了，可以为人民服务了。乘火车，坐汽车，她不感到疲劳；进沙漠，遇风暴，她反感到惊奇。是的，小燕出窝了，她要飞向祖国边疆大地。

招聘团到乌鲁木齐后，黄屏兰被分到新疆军区后勤部。十二岁的女娃子能干什么呢？让她到会训队去学文化吧。小黄穿上军装，当上了战士，便和病号一起也参加了修房子的劳动。1954 年部队整编，她便到新疆军区总医院办的护士学校第五期学习，两年后以优秀成绩毕业。16 岁的黄屏兰便分配到喀什，在南疆军区十二医院当了一名外科护士。

黄屏兰成长了，不仅身体长高了，而且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也提高了。她怀着对党感恩的心情，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为伤病员服务之中。很快，她成为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先进的医务工作者，受到了大家异口同声称赞和领导上的多次表扬。

▎到阿里高原去剿匪

1960 年，西藏发生叛乱，新疆部队要上阿里高原去剿匪。十二医院将派一支医疗队的消息刚传开，白衣战士们便炸了锅，医护人员纷纷请求上前线。但领导却要慎重考虑，十中选一：条件是思想要过硬，能吃大苦耐大劳；身体要结实，能适应高寒气候；技术要精良，能完成救治任务。这样，从各科室抽调的一批精兵强将组成了一支战地医疗队，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了疏勒小县，乘汽车上了西藏阿里战区。

汽车走了两天，进入昆仑山区。身体最棒的姑娘、小伙子也难逃高寒缺氧的袭击，一个个头昏脑胀，气喘嘘嘘。这时，黄屏兰忍住自己的头疼气短，首先唱起歌来，大家跟着合唱，形成了一股战胜高山反应的力量。《解放军进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共青团员之歌》，一首接一首，唱得大家心中热血沸腾，不知不觉中，他们的汽车爬过了高达 5000多米的昆仑山冰雪大坂。

到了麻扎兵站，大家很快钻进房间躺下来休息。黄屏兰看到炊事员做饭很辛苦，白罩衣也弄得脏兮兮的。便召集她团小组的姑娘们说：“我们路过这里都感到不好受，战士们常年在这里更辛苦。我们何不为他们做点好事，帮他们搞一下清洁卫生。”大家一致赞同，她们去打扫伙房卫生，收战士衣服来洗、来补；队长和医生们也上门为战士巡诊看病；而且在以后还发展到编演节目，慰问兵站官兵。这种做法被医疗队领导总结为“三队”思想，要求大家做到：既是医疗队，也是宣传队、服务队，以后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为部队着想，发挥医疗队有女同志的优势，在完成医疗任务的前题下，尽量多做好事。如他们在每个兵站，常提着茶水，拿着碗，站在路旁迎接车队，向那些劳累的驾驶员和过客送上一碗热茶水。

医疗队跟随着剿匪平叛部队，转战阿里高原上的冰峰雪原之中，吃尽了风霜饥寒之苦，但也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不仅收治了不少高山疾病和战斗伤残的官兵，而且为捕获的大量俘虏和被解救的藏胞医治了疾病。黄屏兰和战友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不仅能负重行军，搭帐篷做饭，继续做好“三队”工作，而且在医病疗伤中埋头苦干，成绩显著，受到了医疗队的嘉奖。当年冬季，当阿里地区的叛乱平息之后，医疗队才撤下山来。黄屏兰不仅受到医院的表彰，而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喀喇昆仑去参战

1962 年，印度推行“前进政策”，大肆侵入中国边境，仅西段就设了 43 个据点。我军展开“反蚕食”斗争，针锋相对，顶逼围堵，也设了 30 多个哨所，形成了毛主席讲的：“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但到了冬季，印军仍开枪开炮，向我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我军忍无可忍，遂发起自卫反击作战。作战命令一下，急需医疗保障，十二医院又紧急组成医疗队，乘一辆嘎斯——63 小卡车开赴喀喇昆仑山上，去参加了那次艰苦卓绝地战斗。

这次碰巧，我也奉令要上前线，正好搭上他们那辆顺风车。从疏勒出发倒也平稳无事，一上了昆仑高山反应就来了。本来唧唧喳喳的一车女护士和几个男医生，顿时安静下来。连那个最泼辣、爱笑闹的女护士“蒋干”也不啃声了。但我看到那位白护士长和黄屏兰等原来上过阿里的女同志倒也情绪安祥，还积极向大家介绍沿途情况和战胜高山反映的经验。

新藏公路山高路险，上下车辆川流不息。为了赶时间上战场，各部队都在车上吃饭，很少停车休息。那天晚上，我们到达 5200 米的赛里亚克大坂顶上时，炮兵团拉大炮的车和对面来的车队错不开，顶牛了。我们夹在中间，干急没办法。记得当时，我头痛发晕，还肚痛腹泻，爬下汽车到大石头后方便了一阵，才痛快了一点。回到车上见大家都东倒西歪，忍受着高山反应的折磨。一小时后，车队错开，我们才顺利下了那 36个回头弯的高山峡谷。一路车灯闪亮，看着真像一条盘旋于云中的火龙。第二天，我们赶到康西瓦前线指挥部，便和他们分手了。

以后一个月，我很少见到他们。因为他们一分为三，两个手术队上了前线：一个由政指姜志旺带领在天文点；一个由队长岳重民带领去了加勒万河。只有医生任敏和护士段惠珍、蒋丽涵（外号蒋干）留在前指为首长保健。说老实话，我了解多一点的倒是这三位同志，因为我们常在一起行动，一个锅中吃饭。在战争胜利的最后时刻，段惠珍曾随副政委黎斌爬上过高达 5150 米的热琼山脊，在那里看到过被我军打下的印军印度兵的茫油（实为茫果籽油，当时误认为是蟒蛇油），炸的用印度白糖拌的面粉疙瘩招待，他们吃得很香甜。下山时为避免碰上地雷，我带他们从陡峭的峡谷中往下冲，因为积雪很厚，还可以坐下往下滑。我走在前面，段惠珍便上来紧抱着我的一支胳膊，和我一起连走带滑往下插。警卫员尚左才则扶着黎副政委跟着我们走在后面，不到一小时就下到了山脚。大家很高兴，驾驶员开车来接走了他们。而我却要再走盘山道，用三四个小时才能爬上山顶，因为工作组的任务要继续完成。

这位身材窈窕，面容娇好的湖南妹子段惠珍，下山后在南疆军区的一次舞会上，她请我跳过一次交谊舞，算是对我表示了一点感谢。但不知为什么，她在返回湖南老家后不久便突然死亡。我想她可能是上过高山，得了心脏病。但以后听说，她是因为白血病而去世。不管怎样，我感念段惠珍那样的女战士，她们为祖国安宁，奋不顾身，勇上战场的精神。

至于接触医疗队，是到了最后一战，他们合起来的时候。当时，我军在热琼山脊打了一个漂亮地歼灭战。战后第三天，从一个石缝中抓出了一个印度兵，手脚都冻僵了，由我送他到设在新张山湾中的十二医院医疗队。到了那里，把印俘抬进温暖的帐篷中，脱去衣服一看，原来 4 肢都冻成冰棍，敲着当当响。我顾不上看医护人员跪在地上进行紧张抢救的情况，但我看到了他们帐篷外的艰苦生活，到小河中去打水，拾牛粪来做饭，吃煮不熟的面片，啃又干又硬的馕。这个简陋的战地医院却经手处理了上百的伤员和烈士，也处理了几个受伤的俘虏。我以后了解到，这个印度兵名叫雪岭登珠，经医疗队救活了生命，转送到莎车二七三医院，经过 4 次大手术，截去了 4肢，由医务人员为他输血喂饭，翻身擦澡，终于救治存活，笑口常开。半年后送印俘回国时，他哭着不想走说：“我要加入中国的人民公社。印度的黄始仁很多，我回去无法生活。”

至于黄屏兰的具体表现和她立了三等功的事迹，则是战后听别人说的。特别是看了《西线凯旋曲》中介绍她和张立云模范事迹的文章，欣赏了大画家黄胄画的“风雪高原两姐妹”的素描，医疗队艰苦奋战，救死扶伤的生动事迹就呈现在我的眼前。持别是黄屏兰、张立云几位女护士无私无畏，昼夜奋战的情景十分感人。实际上，他们在战前表现就很突出。一次，黄屏兰跟董医生一起上阵地去接病员，他们忍着头晕心跳，呼吸困难，爬上山顶后，首先检查病情，为病号输氧抢救。当小黄看到战士们脸面起皮，口干唇裂时，便拿出自己的油质面霜，劝说他们擦上保护一下。然后又把自己带的两个苹果拿出来，用小刀切开分给战士们吃。大家推让着不吃，黄屏兰激动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为了守好祖国边防应该吃！”这样，战士们才品尝了一下这久违的水果滋味。接着董医生说了一段山东快书，黄屏兰则不顾羞色，唱起了“一条大河……”由于舌干口燥，她一下失声，战士们却一片寂静，有的低头流泪了。是的，我们的白衣天使就是这样倾心竭力地为大兵服务的。正如黄屏兰写的一首诗：

人生来，不是为了适应晴天。

革命者的眼光永远向前！

以战士为榜样，视昆仑如洪炉，

如果祖国需要，我愿把生命贡献！

▎返乡后的继续奋斗

黄屏兰勇上风雪边防，参加战地救护的先进事迹传开后，首先受到南疆军区的表彰，继尔被新疆军区推荐为参加战斗的女青年代表，应邀参加了 1964 年共青团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当她和青年部长王玉一起去北京，在大会中见到了毛主席时，心情兴奋极了。黄屏兰深感自己贡献不大，但受到的荣誉不小。决心谦虚谨慎，以更加努力地工作，来 报 党 和 人 民 的 关 怀 。

事实也是这样，由于她工作出色，多次被评为五好护士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于 1965 年参加了新疆自治区共青团召开的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后，她被任命为十二医院青年干事，曾为活跃共青团的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到了 1970年，她从医训班学习回来后，便当了一名有丰富医疗经验、勤勤恳恳的好军医。

1975年，黄屏兰转业回湖南，在长沙铁路局防疫站当了一名检验医生。她又尽心竭力，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了。据战友们说，她在那里依然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正直、勤奋和一丝不苟的革命精神，工作干得年年出色，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党员。也曾当选为长沙铁路系统的党代表，出席过广州铁路局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但是她的个人生活却遇到了一些挫折，甚至还出现了不幸和某种凄凉。七十年代部队工资较低，黄屏兰转业到地方工资更低。

加上她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很紧张。不幸丈夫与她离异，养育几子的重担，几乎全压在她身上。到了九十年代，一向身体很好的她，不幸又患了乳腺癌，尽管有公费医疗，但也需自己化钱，特别是儿子由中学上大学，所需学费逐渐增多，这使她陷入贫困的边缘。黄屏兰是个性格坚强的人，很少向领导诉苦，甚至在调级、涨工资时，她总是先让别人。黄萍兰想到在雪山边防线上曾受过的艰苦，自己便默默承受着生活的沉重压力。进入 21 世纪，中国富强了。黄屏兰在报纸上看到全国总工会的公告，他们在找五六十年代的劳动模范，要关怀他们的生活，工资或养老金低的要调整到一定高度。只拿六七百元工资的黄屏兰，这时才想起了军队组织，她给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青年部长王玉写了一封信，询问她参加过的新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算不算是省级劳模？如果算，她的生活待遇可得到点改善。己离休的王玉和我这个当年的青年处长商量后，很同情黄屏兰的不幸遭遇。按她那时的模范事迹，如果出席共青团“九大”不算，参加新疆的“积代会”应该算，但要和自治区团委协商解决。为此，我打电话让黄屏兰写了一个给团委的报告，王玉和我也写了证明。当我去找到团委组织部长和副书记后，他们对此事都很重视，认为像黄屏兰这样的好同志应该关怀，但说认定劳模的事权利在总工会。于是，我们又找了新疆总工会，他们虽表示同情，但说自治区人民政府开的工、农、商、交通行业积代会的参加者，都算省级劳动模范，但共青团开的积代会不能算。事后，团委和王玉都给总工会打过电话，希望作特殊情况处理。但他们说，青年积极分子会的代表很多，不能开这个口子。没有办法，只好作罢。黄屏兰也说：“请不要再找了，我不该麻烦组织”。但我至今也没想通，为什么共青团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就不能算是省级劳模呢？

2006年，我在长沙见到黄屏兰时，她还为此事向我表示感谢。我说：“问题未解决，愧对老同志！”她说：“现在好多了，儿子大学快毕业了。我的退休工资也要增加了，困难时期即将过去。”她的平和乐观态度，倒使我心中感到一丝悲凉。因为我看到她家中陈设很简朴，除了电视机，恐怕没一样值钱的东西。所幸，黄屏兰虽患恶病，但己控制，这几年都平安无事。今年春节，她在电话中说：“儿子研究生毕业，己当了英语教师。我的退休金也增长了一倍，生活相当不错。”这一下，王玉和我都放心了。真是雨过天晴，好日子还在后面。